（一）本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

1.申请人的主张

申请人认为，其投资完全满足《德国—菲律宾BIT》中的投资要求，而且根据菲律宾法律也是合法的。《德国—菲律宾BIT》第1（1）条规定的是投资的“接受”（accepted）的要求，而非合法性要求，其结果是由于Fraport投资符合菲律宾法律和条例规定的任何登记或准入要求，仲裁庭有权审理此案。

同时，申请人称，申请人所做的投资始终符合双边投资条约的要求，根据菲律宾法律是合法的，并且被菲律宾政府接受，甚至属于鼓励类投资。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31（1）条“根据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并结合上下文，考虑条约目的和宗旨，进行善意解释”，需要考虑《德国—菲律宾BIT》第1（1）条中规定的 “已接受”一词的一般含义。结合第1（1）条中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它是指允许菲律宾制定法律法规，以规范其接受资产作为投资。该解释与《德国—菲律宾BIT》序言中规定的“鼓励和保护投资”的条约目标和宗旨一致。这也被《德国—菲律宾BIT》的“准备材料”所证实，而且该条约在议定书中已经规定了不适用于申请人投资的具体的狭义保留。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试图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解释一项不存在的合法性要求，但该要求已经在其他仲裁案件中被驳回。为此，申请人援引EDF International and others 诉阿根廷案，说明仲裁庭支持申请人的意见，即如果双边投资条约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根据东道国法律”进行投资，则不得将合法性条款作为投资的条件。

总之，申请人辩称，如果投资未被东道国“接受”，或者该“接受”不符合其法律和法规，则该投资将不会获得第1（1）条规定的双边投资条约的保护。但本案中申请人的投资已被菲律宾政府所接受，且该接受符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而且被申请人未对股票或贷款或担保形式的投资提出具体的准入或注册要求。

2.被申请人的主张

被申请人质疑仲裁庭对该案的管辖权和Fraport请求的可受理性。被申请人认为双边投资条约包含一项明确或隐含的要求，要求投资者遵守东道国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而Fraport未能遵守。双边投资条约仅适用于根据东道国法律接受的投资。由于申请人的投资违反了菲律宾特许权的国籍限制，且其投资的企业获得特许权协议的方式违反了菲律宾BOT法，其投资也因Fraport的腐败和欺诈而超出了BIT的保护范围。

被申请人的依据如下： 首先，被申请人认为《德国-菲律宾BIT》不适用于违反菲律宾法律的投资。双边投资条约第1（1）条将“投资”定义为“根据任一缔约国法律法规接受的任何类型的资产”，该条是一项合法性要求，其结果是，由于申请人的投资违反了东道国的法律，仲裁庭对该案就没有属事管辖权。Fraport的投资是非法的，并且菲律宾没有“接受”该投资。被申请人认为其与PIATCO公司签订的特许权合同是无效的，因为PIATCO存在虚假陈述。而且Fraport参与了这一欺诈行为，因为它在自己投资之前就知道PIATCO以虚假的借口获得了3号航站楼的特许权。Fraport有意将其投资建立在非法获得的特许权上，根据“净手”原则就通过欺诈性虚假陈述获得的投资提出了不应被受理的索赔。其次，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涉嫌违反菲律宾的《反挂名法》（Anti Dummy Law）。Fraport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获得PIATCO的实际控制的方式违反了菲律宾《反挂名法》和菲律宾宪法中规定的针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国籍限制。具体而言，菲律宾宪法规定：外国实体不得拥有被授权经营公用事业的公司超过 40% 的股份；外国投资者可以参与公用事业的管理机构，但不超过其在资本中的比例份额；所有被授权经营公用事业的公司的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是菲律宾公民。而在该案中，PIATCO的金融安排都由Fraport完成，而且有证据证明Fraport早在1999年就知道宪法中的此类限制。最后，被申请人还指出Fraport参与了贿赂菲律宾官员。申请人为了获得项目所需要的审批对数名菲律宾官员行贿。被申请人辩称，Fraport没有充分证明其在3号航站楼项目中声称的投资的最终用途，其中还包括可疑的付款和无法解释的资金用途。Fraport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投资的“最终用途”，表明存在进一步的欺诈和腐败。Fraport无法证明其在该项目上花费了5.65亿美元，也无法证明其在该项目中的使用。换句话说，Fraport未能为其93%的付款确立任何“合法目的”。鉴于此，可以看出申请人的投资失去了合法性，不能基于双边投资协定予以保护，这也就使仲裁庭失去了管辖的前提。

3.仲裁庭的裁定

仲裁庭考虑到双方只有属事管辖权争议，在属人管辖权方面没有分歧。各方就管辖权问题所持立场的概述虽然并不意味着详尽无遗，但足以证明他们对双边投资条约第1（1）条的范围以及对法庭管辖权存在根本分歧。鉴于《德国-菲律宾BIT》第1（1）条是双方分歧的核心，仲裁庭的分析必须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的条约解释规则。根据第31（1）条的要求，应根据上下文中的一般含义并依据其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投资”系指根据缔约国各自的法律法规接受的任何种类的资产。仲裁庭同意被申请人根据《牛津词典》将“接受”的含义称为“令人满意”、“可接受”和“公认为正确或有效”。但是，任何形式的接受为有效，都必须“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该条有利于要求接受的投资必须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支持了被申请人对第1（1）条的解释。换言之，对第1条第（1）款的完整解读支持以下解释：接受行为并非必须符合东道国法律，而是要接受的投资必须符合东道国法律。同时，《德国—菲律宾BIT》第2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除促进在其境内的投资外，还应“根据第1条第1款所述的本国宪法、法律和条例”接纳投资。根据宪法、法律和法规接受投资只能解释为接受双边投资条约保护的投资必须符合东道国法律。《德国-菲律宾BIT》第3（3）条和第8条分别提及“根据”或“符合”东道国立法进行的投资，以给予投资最惠国待遇，并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投资协定生效前的投资。仅在这两种情况下要求投资人遵守东道国法律，这与双边投资条约中反复提及东道国法律很难调和，因为它指出了遵守此类法律的一般要求，即投资必须得到双边投资条约的保护。同时，仲裁庭认为 “已接受”一词的一般含义包括“已收到”，仲裁庭认为，“已接受”指的是在东道国收到投资的时间点，或者换言之，指投资进行时的时间点。鉴于此，仲裁庭不同意申请人的论点，即第1（1）条中使用的“根据东道国法律和条例接受”一语只是考虑了一种可能的外国投资准入监管制度。相反，仲裁庭认为，该短语的使用将双边投资条约中“投资”的范围限制在投资时根据东道国法律法规合法（即“符合”）的投资。除此之外，仲裁庭还认为，即使在这里没有存在明确的合法性要求，考虑投资的合法性仍然是适当的。正如其他法庭所承认的那样，有一项日益确立的国际原则——非法投资无法获得国际法律救济，至少在这种非法性涉及到投资的本质时是如此。

根据上述分析，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德国-菲律宾BIT》第1（1）条要求投资在作出时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以便根据投资协定获得保护。

基于上述分析，并在充分考虑双方的观点和证据后，仲裁庭认定Fraport在进行投资之时就违反了菲律宾的《反挂名法》，其投资因其不符合合法性要求而不能享受BIT的保护。投资的合法性是东道国同意国际投资仲裁的根本原因之一。仲裁庭认定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仲裁庭还考虑了是否由于Fraport的腐败和欺诈行为而导致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和索赔不可受理。仲裁庭认为，鉴于直接证据证明腐败存在困难，可以考虑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必须清楚、令人信服，才能合理地让人相信所指控的事实已经发生。在本案中，在审查了提交的材料和各项证据后，仲裁庭不认为被申请人的主张已经满足了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