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技术看，第四十九条借鉴了美国EAR中的“最低含量规则”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用来管控在外国制造但含有一定比例中国受控物项或技术的产品，或者是使用中国受控的技术或设备制造的“直接产品”。中国创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最低含量规则”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是出口管制政策的一次重要变化。

同时，相较于美国的EAR而言，目前《条例》仍有多处条款具有特殊性，后续亟待主管机构进一步的解释或补充：

（一）《条例》并未明确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实施境外管辖的情形

相较于美国EAR“最低含量规则”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中有关申请许可证的明确要求，《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表述较为模糊。商务部只是“可以要求”（而非“应该要求”）外国公司适用这一条，适用方式是“参照”（而非“根据”）条例规定。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制定的《立法技术规范》，“参照”一般用于“没有直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又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延伸的事项”。据此我们大体能推测第四十九条的制度可能处在法律和政策之间。换言之，它给了中国政府法律上较大的授权，这种灵活性实践中往往会成为一个较大的灰色地带，对于企业而言，如何确保符合该项制度的规定就成了新的不确定事项，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判断。我们认为在当前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应该尽量避免行政机关的过度“灵活性”，从而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

（二）《条例》并未明确“最低含量规则”的具体比例

相较于美国EAR中针对不同国家所设置的不同“最低含量”比例，目前《条例》的相关规定非常笼统，仅代称为“含有、集成或者混有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定两用物项在境外制造的两用物项”。这意味着，即使该中国出口的两用物项在整体境外制造产品的比例非常低，也将可能受到中国出口管制规定的管辖。这其实并不利于中国同境外企业之间开展正常的贸易活动。除非中国商务部主管部门后续对此可能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则这种类似的“模糊”地带也会给中外企业带来合规落实上的困境。

（三）《条例》并未针对不同国家设置不同的管控政策

相较于EAR中针对不同出口国家设置的不同“最低含量规则”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目前《条例》的表述较为简单，并没有针对不同的出口国家进行划分。这一规则设计其实更多的是从我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出发，较为符合我国一贯奉行的睦邻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未对于部分国家或地区实施区别对待的出口管控政策。

但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和了解到的情况，在针对出口许可进行审批时，商务部主管部门内部仍可能存在不公开的审查标准或其他制度文件来区分不同的出口国和最终用户。此前亦有消息称有关部门对于新能源企业的跨境投资进行了柜台辅导以限制潜在的印度新能源产业发展。我们认为，目前《条例》模糊的规定，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以及两用物资管理的国际惯例。在现有的制度上，至少可以尝试重点例举部分国家和地区，如将乌克兰、中东等战乱地区单独列出作为严格限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或是将台湾、中印边境省份作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地区列为明确的严管目的地等，以表明我国的立场，即在坚持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不会过多干涉正常的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