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联邦法院近期对Louis Vuitton诉Torf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多名被告长期销售假冒路易威登商品，构成商标及版权侵权。判令被告赔偿110,750加元，并针对其恶意侵权行为追加25万加元惩罚性赔偿，同时签发永久禁令要求停止侵权并交出假冒商品及供应商信息。此案为跨境知识产权维权提供了证据固定、赔偿量化及法律程序运用的典型范例。
案例关键词：加拿大、商标、Anton Piller命令、Mareva命令、赔偿金额计算、惩罚性赔偿
一、基本情况
（一）涉案知识产权
涉案商标权：包括“LOUIS VUITTON”、“LV DESSIN”、“TOILE DAMIER DESSIN”等多个注册商标
涉案版权：作品名为“Multicolored Monogram-White Print”
产业领域：传统制造业
（二）涉案当事人信息
原告：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 （路易威登马利蒂公司）及 Louis Vuitton Canada, Inc.（路易威登加拿大公司），以下简称“路易威登”。
被告：Waleed Bani Torf, Mohammed Bani Torf, Khaled Bani Torf, Alhakam Bahaaldin Brifcany, Baha Altayeb Brifcany, Bahaaldin Ahmad Brifcany, Vivo Rosa Inc., Canadian Madmac Inc., Aziz Bani Torf
审理机关：加拿大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 of Canada）
（三）基本案情
原告系法国知名奢侈品牌，亦为多个涉案商标和版权设计的所有者。2021年8月至2022年，原告发现其商标和设计被未经授权地使用在加拿大销售的假冒商品后，委托私人调查员通过审查在线广告、与被告沟通以及购买假冒商品样品等方式进行调查。
2022年12月20日，路易威登发出停止侵权函，要求停止销售假冒商品并交出所有假冒商品，但被告未予理会。2023年9月6日，原告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并获准两项临时禁令：
1、Anton Piller命令（一种法院命令，允许授权人员进入特定场所，以搜索、识别和移除证据，同时禁止被告进口、销售或分发疑似侵权的产品）；
2、Mareva命令（一种冻结资产的命令）。
2023年9月13日，根据Anton Piller令，在Cawthra Road Unit 75（考斯拉路75单元）搜查出500件假冒路易威登商品，包括包、鞋、钱包、围巾和其他服装物品，以及带有路易威登商标的包装。还扣押了某些文件。但同日在Tedlo Street（特德罗街）执行该命令受阻，后在被告配合下搜查于 9 月 14 日在该地点执行，但未查获商品。2023年9月25日，法官延长了Anton Piller命令和Mareva命令。2024年1月、2月，Hakam仍通过Instagram账户销售假冒商品。2024年4月29-30日，案件开庭审理，并于2024年7月23日作出判决。
（四）原告主张
路易威登主张被告的假冒业务每月周转一次库存，基于固定零售店的标准金额（2021 年为$9,000；2022年为$9,500；2023 年为$10,000；2024年为$10,500）通过“库存周转”方法计算出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金为$259,500；通过“每次侵权实例”方法计算出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金为$135,500。原告同时要求被告对路易威登马利蒂公司和路易威登加拿大公司分别赔偿上述金额，即总计$519,000和$271,000。
同时，路易威登依据《版权法》第38.1 条寻求法定赔偿，要求最高赔偿额 $20,000。要求对被告处以 $250,000 的惩罚性赔偿。并主张所有被告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五）被告主张
被告主张仅Alhakam Brifcany应对假冒Louis Vuitton商品的销售负责，并辩称其他被告如Mohammed Bani Torf、Waleed Bani Torf和Vivo Rosa与侵权行为无关。他们提出，损害赔偿应限定在20,000加元，并且不应有惩罚性赔偿。他们认为，尽管存在一定的销售活动，但并未导致大规模的侵权损失。
二、案件程序
（一）争议焦点
本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被告是否全部参与销售假冒路易威登商品，从而侵犯了路易威登的商标和版权。
（二） 法院观点
在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 v. Torf案中，法院对商标和版权侵权行为进行了深入审理，并作出了严厉的判决。案件涉及多个被告，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Louis Vuitton）和其加拿大独家代理商Louis Vuitton Canada指控被告通过销售假冒商品侵犯了Louis Vuitton的商标和版权。法院根据案件的证据和相关法律作出了明确的判决。
首先，法院确认Louis Vuitton是相关商标和版权作品的合法持有者，并且其商标具有显著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法院认定，被告通过在Cawthra Road和Tedlo Street地点销售假冒Louis Vuitton商品，明显违反了商标法第19条、第20条、第22条以及版权法第3条和第27条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收到停止侵权通知后，被告仍继续从事假冒商品的销售，这不仅是对Louis Vuitton商标和版权的侵犯，更是对法律的漠视。法院通过对调查员证词的评估，认定被告的行为对Louis Vuitton商标和品牌的商誉造成了显著的损害。
法院进一步确认了各被告在案件中的责任。尽管部分被告如Mohammed Bani Torf和Waleed Bani Torf辩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假冒商品的销售，但证据表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假冒商品的销售过程。法院特别强调，尽管被告辩解自己与此事无关，但通过调查员的证词、视频证据以及其他直接证据，法院确认他们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帮助或直接参与了销售。因此，法院认定这些被告在案件中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对于Aziz Bani Torf和Tayeb Brafcany，法院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直接参与了实际的侵权行为，且他们的参与更多是间接的，因此法院未判定他们承担侵权责任。
在侵权行为得到确认的基础上，法院决定适用惩罚性赔偿。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仅持续且故意，尤其是在收到停止侵权通知后，仍然继续销售假冒商品，这种行为明显表现出对Louis Vuitton商标和版权的蔑视。特别是Hakam在法院判令后依然通过Instagram等平台继续销售假冒商品，显示了其对法院命令的无视，因此法院决定对Hakam以及与其相关联的Canadian Madmac公司施以100,000加元的惩罚性赔偿。对Mohammed Bani Torf和Waleed Bani Torf，法院分别判处每人50,000加元的惩罚性赔偿，且Vivo Rosa公司也需承担连带责任。
在赔偿金额的评定上，法院依据商标法和版权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赔偿金额应当能够合理反映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法院最终裁定赔偿金额为110,750加元，其中包括90,750加元的商标侵权赔偿和20,000加元的版权侵权赔偿。法院进一步认定，Alhakam Brifcany和Canadian Madmac需要对全额赔偿负责，而Mohammed Bani Torf、Waleed Bani Torf和Vivo Rosa则共同承担105,500加元的赔偿金额。
除了赔偿外，法院还判定对被告实施永久禁令，要求他们停止一切侵权行为，并交出所有假冒商品。法院认为，鉴于被告过去的侵权行为，发布永久禁令是防止未来侵权的必要手段。同时，法院还要求被告提供其商品供应商的详细信息，以便进一步调查。
（三）法院裁判
法院认定多个被告因销售假冒Louis Vuitton商品，违反了商标法和版权法，需支付110,750加元的赔偿，其中包括商标侵权和版权侵权的赔偿。法院还对部分被告判处惩罚性赔偿，总额为250,000加元，并发布永久禁令，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交出假冒商品及供应商信息。这一判决强调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严惩，旨在保护商标和版权的合法权益。
三、经验启示
本案的判决为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侵权提供了重要借鉴，尤其在证据收集与赔偿计算两大关键环节。在取证方面，路易威登通过雇佣调查员实地取证、购买侵权商品并保全交易记录、收集被告公开销售信息等方式，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为成功申请Anton Piller命令和Mareva命令奠定了基础。这提示企业，在跨境维权中需采取主动、多元的取证策略，必要时可借助诉前保全等法律程序固定关键证据。
在赔偿金额计算上，本案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库存周转”方法，将侵权行为的持续性特征与行业标准金额结合，量化了实际损失。尽管中国的法律与加拿大的法律有所区别（中国没有类似于标准金额的相关规定），但权利人可以参考前述思路证明自身损失，例如，综合考虑被告销售、进口和业务范围等数据，估算被告在侵权期间周转了多少次库存，再基于行业利润率、库存数量等估算被告的获利/原告的损失，从而在诉讼中提出理据充分的赔偿主张。
此外，法院的高额惩罚性赔偿和永久禁令彰显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威慑力。企业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对恶意侵权行为追究到底，同时通过禁令彻底切断侵权链条。这一案例再次证明，唯有系统化的维权策略、扎实的证据基础以及精准的损失计算，才能在海外市场有效捍卫知识产权权益。
（原标题：【海声开悟】加拿大销售假冒商品之Anton Piller命令的Mareva命令的案例实践）
来源：北京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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