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旧法律的名称即可看出其法律适用范围的变化，具体条文亦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旧法仅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旨在规范外国人在沙特的投资行为；

而新法则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投资者（包括本地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确立了所有投资者在同等条件下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和程序待遇，这种统一的法律框架消除了过去针对外国投资者的单独法律和监管路径，避免了程序上的不一致。

此举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沙特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公平竞争而非区别对待的投资环境，从而增强其作为一个成熟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在资本的界定上，旧法以“外国资本”为对象，采取列举式规定，仅限于现金、设备、技术等若干已明确列出的形式。这种界定方式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契合了早期外商投资主要依靠资金、设备和技术进入东道国的传统模式。

新法则直接以“资本”为概念基础，强调凡具有物质价值的资产均可构成资本，并在此框架下举例列明股权、合同权利、知识产权、许可证等多样形式。

与旧法相比，新法一方面突破了资本形式上的局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广泛和灵活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将资本的定义从“外国资本”扩展为对所有投资者统一适用的“资本”，在制度层面实现了本地与外国投资者资本认定标准的一致化。这种转变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可能性，也彰显了沙特在构建统一、公平与开放的法律框架方面的努力。

新法将原先的许可审批制调整为注册备案制，这一制度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外商投资的操作模式。

在旧法框架下，监管机构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投资通常需要经过多级审批，流程复杂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在新法下，投资者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注册完成投资登记，极大地简化了行政程序，降低了投资者的准入门槛和时间成本，从而更快启动经营活动。这种方式不仅使投资程序更加透明，也使企业在投资安排和经营决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此外，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的转变，使投资活动的规范与合规更易被界定，企业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政策边界和操作要求。

这一调整反映了沙特在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投资流程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于正在考虑进入沙特市场的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旧法仅笼统规定部长会议拥有发布针对外国投资的排除清单的权利，强调的是对外资的限制性管理，并未在制度层面确立投资自由的基本原则。

新法则在逻辑上实现了根本转变：

• 首先确立“投资自由”为普遍适用的原则，明确投资者可以在任何可投资的领域或活动中开展业务；
• 其次，仅在特定领域设置例外，通过排除活动清单对少数行业加以限制，并要求主管机关负责制定、定期更新并公开清单，使规则动态透明；
• 同时，对于列入清单的活动，外国投资者若要进入或调整持股比例，需依法申请并经主管机关批准，从而在特殊行业形成合规门槛。
• 此外，新法还增加了国家安全条款，允许部门在确有客观理由时暂停外国投资，但必须遵循程序并与国际承诺保持一致。

由此，沙特的投资制度实现了从“限制为主”到“开放为常态、限制为例外”的逻辑转型，既释放了更大的市场开放度，也让投资者对潜在限制的边界和程序有了更明确的预期。

就投资保障来看，旧法的设计相对单一，强调的是经许可的外国投资项目在法律和指令框架下享有与本国项目相同的特权、激励和保障，重心放在“外资不受歧视”，而且保障的对象仅限于“获批的项目”。

相比之下，新法将保障置于更宽广的框架中，以宗旨条款的形式确立整体目标：不仅继续强调国内外投资者的平等待遇，而且延伸到投资全周期，包括设立、资产所有权、退出与清算；同时提出程序透明、高效、公平，以及竞争中立、机会平等等制度性原则。

由此，保障从旧法的“特定项目获得同等待遇”转变为对所有投资者的普遍性和系统性保护，投资环境因而更完善、更可预期，也为投资者的长期稳定布局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旧法第六条中，投资激励是附属于“获得许可的外国投资项目”的，其逻辑是：只要项目被批准，就可自动享有与本国项目同等的激励。但这一安排既局限于外资项目，也未对激励的标准、条件和程序作出具体规范，适用范围和透明度都相对有限。

新法第六条则把“投资激励”单列出来，定位为一项面向投资者的普遍性制度，明确由主管机关根据客观、公正的资格标准提供，并要求通过条例加以细化。这种设计突破了旧法依附于“许可项目”的做法，转向建立一套统一、透明、可预期的激励机制。

其结果是，激励从过去的“随许可而享有”转变为“依标准而获取”，不仅扩大了适用范围，也使投资者在规划和申请时有了更明确的制度依据。

（一）投资资金自由转移

旧法允许外国投资者将通过股权出售、清算剩余款项或企业利润所得自由汇出境外，也可以用于支付项目相关的合同义务，重点在于保障利润回流与履约支付的自由。

新法不仅延续这一原则，还进一步扩展和细化：明确投资者有权在境内外自由转移资金，且不得延误；同时不限于境外汇出，还可在境内自由调配；并规定可通过任何合法渠道、使用任何公认货币进行资金转移，范围和灵活性显著增强。

由此，资金自由从“允许利润与股权收益汇出”升级为“全面、无延误、货币多样化的资金自由流动”。

（二）财产权与投资安全保障

旧法规定，外国投资不得在没有司法裁定的情况下被没收，且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用，必须依照法律给予公正补偿。这一规则为投资者提供了基本的财产保护，但表述相对笼统。

新法则在此基础上更为精细：一方面，重申未经最终司法裁决不得没收，另一方面将“征收”的情形扩展为既包括直接也包括间接方式，并进一步强调必须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且补偿要“公平”。

这种细化不仅提高了保护的覆盖面，也通过程序与补偿标准的明确，增加了投资者的预期稳定性。

（三）其他

除以上两方面的延续与升级，新法还新增了一系列旧法未涉及的投资者权利，如：平等待遇（本地与外资一视同仁）、依法自主管理和处置投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便利的行政程序及支持协助，以及建立清晰透明的投诉处理机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法明确规定，即便主管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采取措施——包括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仍须遵守投资者权利条款。这一安排在旧法中并无明确体现，它在强化国家调控空间的同时，也为投资者的权利边界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保障，避免出现因公共利益之名而侵蚀合法权利的灰色地带。

旧法对投资者权利的保障主要集中在外资项目的资金汇出、信息服务及财产安全三个方面，条文较为分散且偏向基本保障。而新法则以专门条款系统化地列明投资者的权利，覆盖平等待遇、财产安全、资金自由流动、投资管理处置、知识产权保护、行政便利与投诉救济等全方位内容，不仅扩大了适用范围（不再限于外国投资者或许可项目），也提高了透明度和程序保障水平。这种变化标志着投资者权利体系从“有限列举、保障底线”升级为“全面覆盖、制度明确”，为投资活动提供了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新旧两条在结构和实质上都有明显差异：

• 首先，适用范围上旧法对任何违反本法及其规章的情形均可适用第十二条的惩罚程序，而新法则将第十一条的处罚主体限定为违反第七条或第八条（即登记/排除清单相关）的行为，范围更具针对性；
• 其次，先行处理与纠正机会上，旧法要求主管机关以书面通知违规并给予“适当期限”整改，逾期仍未整改则可实施处罚；新法保留了对“不严重”违法行为的通知纠正程序，但明确由部门以条例规定方式通知并设定期限，形成轻重分层的处置逻辑；
• 第三，可适用的处罚种类与量刑幅度发生调整：旧法列举了扣留激励、最高50万里亚尔罚款及撤销许可等措施，而新法以警告、最高30万里亚尔罚款（并规定重复违法可加倍）及注销登记为主要处罚，且不再在条文中明确提及“扣留激励”这一手段，罚款上限也有所下调；
• 第四，决策与程序保障由“董事会决议并可向司法委员会上诉”的模式，演变为由部长设立、由至少三名成员（含法律专家）的一个或多个委员会审议并决定处罚，条例进一步要求明确严重违法范围并规范发现与记录程序，且新法明确赋予当事人在接到决定后30日内向有管辖权法院上诉的权利；

总体来看，新法在适用对象上更聚焦、在违法情形分类与处置上更分层、在处罚形式上趋向细化、并通过设立专业审议机构与由法规界定“严重违法”来增强程序透明度与可预期性，同时也通过具体化责任主体与上诉时限来强化司法可救济渠道。

总体来看，旧法在争议解决上的表述相对简短且带有明显的限制性：它仅针对“根据本法获得许可的投资”所产生的两类争议（投资者与政府、投资者与沙特合伙人）要求“尽可能友好解决”，若和解不成则“依照相关法律解决”，这一表述既把适用对象限定为已获许可的项目，又把协商作为首要程序，但并未明确诉讼、仲裁与其它替代性争端解决（ADR）的地位与具体程序。

新法则在两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带来相应契机：

• 一是适用范围更广——将措辞从“获准项目的争议”扩展为“投资者作为任何争议一方时”，意味着争议解决规则适用于更广泛的投资纠纷；
• 二是程序选择更明确且多元——新法明确允许投资者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并明确包括与主管机关的争议），同时允许当事人约定通过仲裁、调解或和解等替代性方式解决争端，且不再要求把友好协商作为必须的前置步骤。

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纠纷解决渠道从“先协商、后不明”转为“可诉可约且工具多样”，使投资者在面对争端时能够根据案件性质、对方身份、对中立性/保密性的需求以及跨境可执行性的考量，在法院与各类ADR之间选择更契合的路径；
• 对与主管机关的争议明确可诉或可约定ADR，增强了救济途径的可预期性与操作性；
• 仲裁与调解等ADR在保密、速度及（在适用国际执行规则时）跨境执行方面通常具有优势，而诉讼则在行使国家权力与获得本地强制执行力方面更稳妥。

总体上，新法在争议解决上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与可预期性，同时为投资者争取到更多可选择的救济渠道。

【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聚焦于旧法与新法之间的部分典型差异，并不涵盖所有条文变化。完整的制度演进仍需结合全部法律文本及其配套条例加以考察。】

沙特从《外国投资法》到新《投资法》的演进，是一场深刻的法律革命，其背后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宏大叙事。新法通过扩大适用范围、简化准入流程、强化权利保障、完善争议解决等，系统性地重塑了沙特的投资生态系统。

这一系列变革紧密围绕“2030愿景”展开，旨在破除制度壁垒，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可预测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可以预见，新《投资法》的实施将为沙特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国内外投资注入强大动力，为其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