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印尼经贸关系的深化，印尼逐渐成为中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建厂的重点区域。该国不仅资源禀赋突出、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也在区域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印尼通过正面清单制度和基于风险的许可框架，持续优化外资准入环境，但在实际操作中，市场准入、公司设立、土地取得、建设许可及环境审批等环节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本文围绕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的实践展开研究，首先梳理相关发展的总体趋势，其次从市场准入与公司设立、土地买卖与租赁、建设相关许可等方面分析主要法律要点，并结合典型成功与失败案例加以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制度与实务操作层面的建议，以期为未来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活动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的近期发展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印度尼西亚也正在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迈进。受“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加快等因素的影响，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的数量越来越多。据报道， 2013-2023年，中资企业对印尼直接投资流量从15.63亿美元增至31.33亿美元，存量从46.57亿美元增至263.46亿美元，印尼成为中资企业在东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仅次于新加坡。2024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总额达81亿美元，连续9年位列印尼前 三大投资来源地，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中资企业投资重心从初级产业转向第二产业为主，2006-2022年，中国在印尼66个大型投资项目中43个为绿地投资，占比65.15%。

中资企业在印尼已形成四大制造业集群：

（1）有色金属产业集群（镍、铝矿等），代表企业包括青山、聚龙；

（2）汽车产业集群，代表企业包括上海通用五菱、东风小康；

（3）建材电气产业集群，代表企业包括海螺水泥、太原重工、东方电气；

（4）清真食品产业集群，代表企业包括蒙牛、伊利、新希望。

然而，尽管外资准入总体环境日益宽松，制造业领域在实践层面仍可能受到一定制约。部分行业在地方层面的实际执行中，存在许可审批、产能配额或“本地化”（Local Content）要求。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往往通过施加本地合作、优先采购本地产品及劳动力等义务，以保障区域经济利益并促进本地产业协同发展。因此，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投资者需在享受国家层面开放政策的同时，谨慎应对地方性监管与合作义务的复杂性。

二、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的法律要点问题

（一）市场准入问题：从“负面清单”向“正面清单”转变

1.法律与制度背景

自2023年第6号《创造就业法》（替代2022年第2号临时政府法令的政府条例规定）生效之后，印尼在外资准入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将传统的“负面投资清单”模式逐步转为“正面投资清单”制度。

为配合这部法律，印尼总统于 2021 年颁布了第10号总统令（后经2021年第49号总统条例修改），作为正面清单制度的核心载体。最新变动中，政府采用“全面开放，除特别限制行业外外资可达 100%”的原则：除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外资的行业外，绝大多数业务领域均允许100% 外资所有权。

2.正面投资清单的分类与要求

根据2021年第10号总统令的规定，除非法规另有明文规定，否则业务领域是开放给外资投资者的。印尼的正面清单将业务领域按以下几类进行区分：

• 首先，优先业务领域（Priority Business Fields）。该类业务主要涵盖能够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产业，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可再生能源等。国家对该类投资领域提供财政与非财政激励措施，包括税收减免、投资津贴、加速折旧与培训支持等，以鼓励国内外投资者的积极参与。
• 其次，特定地区开放的业务领域（Business Fields Open with Specific Requirements by Location）。这类业务通常涉及需要在印尼特定地区投资方可开展的项目，旨在引导资本流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均衡。例如，在东部地区的农业、渔业或生态旅游产业，外资投资者若选择相应地点进行投资，可获得额外优惠政策。
• 第三，与中小微企业合作的业务领域（Business Fields Open with Partnership Requirement for MSMEs）。此类业务允许外资进入，但须与印尼的中小微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安排反映了印尼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亦注重保护和扶持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确保外资投资不会对本地市场主体产生挤压效应。
• 第四，保留给印尼国民的业务领域（Business Fields Reserved for Indonesian Nationals）。该类业务通常集中在微型和小规模的传统行业，如地方性贸易、小型服务业及某些文化产业，旨在维护印尼公民的基本经济权益，防止外资对基层经济活动造成冲击。

除上述四类业务领域外，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Completely Closed Business Fields）在印尼正面投资清单中所占比例极小，仅涉及少数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例如，赌博业、某些与化学武器或危险物质相关的生产与流通业务，均被明确禁止对任何外资主体开放。这一规定反映了印尼政府在投资政策设计中的底线思维，即在总体开放的投资环境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健康及社会伦理的领域采取严格保护措施。

整体而言，印尼正面投资清单的分类结构既呈现出对外资的高度开放性与灵活性，同时亦通过少量完全禁止领域的设置，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广泛开放—有限禁止”的制度格局，凸显了印尼在吸引国际资本的同时，注重确保经济主权与公共政策目标的平衡。

3.制造业行业的新外资政策趋势

对于符合“优先产业”标准的制造业项目，尤其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导入型或出口导向型产业，国家不仅开放准入，还提供更强力度的政策支持与激励措施，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便利、融资支持以及投资相关的行政程序简化等。

然而，尽管外资准入总体环境日益宽松，制造业领域在实践层面仍可能受到一定制约。部分行业在地方层面的实际执行中，存在许可审批、产能配额或“本地化”（Local Content）要求。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往往通过施加本地合作、优先采购本地产品及劳动力等义务，以保障区域经济利益并促进本地产业协同发展。因此，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投资者需在享受国家层面开放政策的同时，谨慎应对地方性监管与合作义务的复杂性。

4.实务操作建议与注意事项

在印尼正面清单制度下，外资企业在进入与经营过程中需要充分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以确保投资的合规性与可持续性：

• 第一，行业归类与 KBLI 编码的准确性。在投资项目立项初期，必须根据《印尼标准行业分类》（KBLI）确定所属行业代码，并与正面清单所规定的业务领域相对应。行业分类的准确性不仅决定了外资准入资格，还直接影响后续许可申请的审批进度与结果。若出现分类错误，可能导致许可申请延误、补正甚至被拒批，进而增加合规风险与时间成本。
• 第二，激励与限制条件的履行义务。若企业希望享受“优先产业”类别所提供的政策激励（如税收减免、土地使用便利或融资支持），则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持续满足相应条件。这些条件通常涉及最低投资额、技术引进水平、出口比例及本地化要求等。若企业未能在运营阶段履行相关义务，主管部门有权取消既有优惠，甚至撤销相关许可，导致企业面临额外成本与政策风险。
• 第三，政策动态更新的持续跟踪。印尼的投资政策在宏观层面呈现对外资的开放趋势，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在地方实施细则、部长令或监管机构的解释上。企业在进入印尼市场的初始阶段，即应当配备熟悉当地法律与行政实践的顾问团队，建立合规监测机制，以便及时应对政策更新与地方差异化的执行要求。

（二）公司设立问题

1.政策背景与制度框架

2025年第28号政府条例确立了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制度（Risk-Based Licensing）在印尼投资与营商环境中的核心地位，是继2021年第5号政府条例后的又一重大制度优化。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单一依据与治理集中化。第28号政府条例明确规定，该条例构成经营许可的唯一法律依据，除非有明确规定，任何部委、机构或地方政府均不得额外增设新的要求或许可。该制度安排旨在消除以往因不同政府部门交叉设限所导致的许可冗余与不确定性，强化许可体系的集中化和一致性原则，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第二，相较2021年第5号政府条例的主要优化。新条例在企业设立与运营程序上作出更为细致的规范，扩大了风险分级许可制度的适用行业范围，并对许可阶段提供更为清晰的结构安排。例如，条例强制要求环境审批环节全面采用电子化申报，以减少人为干预并提高透明度。同时，新规还扩大了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借此增强合规性和执法威慑力。
• 第三，数字化整合与透明度提升。第28号政府条例全面将许可办理时限纳入在线单一提交系统（Online Single Submission, OSS），并推行“积极拟制同意”（Positive Fictitious Approval）机制，即在规定时限内未收到主管机关否定答复的情况下，许可申请视为获批。此举大幅提升了许可办理的可预测性与透明度，体现了印尼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和提升行政效率方面的政策承诺。

总体而言，第28号政府条例标志着印尼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制度进入了更加规范化与高效化的阶段，为外资企业的进入与运营提供了更为稳定和透明的法律框架。

2.公司设立流程与实务逻辑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公司设立的具体过程虽然表现为材料准备与程序递交的技术性操作，但其背后逻辑仍是对投资者身份、资本结构与空间使用的合规性验证。设立之初，公司名称的预先核准不仅是一项形式性要求，更是避免市场冲突与确保法律秩序的重要环节。股东与高管的身份确认亦为设立的核心，其中涉及本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差异化材料要求，而外国法人作为股东时，其文件的跨境认证与翻译程序进一步折射出国际投资合规的制度复杂性。公司治理结构的确立依赖于董事与监事的合法备案，资本安排则须符合最低资本与股比的政策规范。在空间使用层面，办公地址的合法性不仅通过租赁合同体现，还需符合建筑许可与规划要求，并辅以地理定位图加以佐证，以确保公司注册的物理基础符合国家与地方的空间治理框架。

当上述要素经 OSS 系统核准后，企业将获得商业识别号（NIB），该编号兼具公司注册号、营业执照与进出口资质的功能，标志着公司从设立意图到合法经营主体的制度性转化。由此可见，印尼公司设立流程并非单纯的技术性步骤，而是制度集中化与合规性审查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制度改革的推进，设立过程逐渐呈现出电子化、透明化与标准化的特征，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成本，也体现出印尼在吸引外资与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治理现代化趋势。

（三）土地买卖和租赁问题

印尼土地制度的基础来源于1960年颁布的《基本农业法》（Basic Agrarian Law, BAL）。该法确立了印尼土地管理的统一制度框架，并设定了若干主要土地权利类型，包括土地所有权（ Hak Milik，HM）、经营权（Hak Guna Usaha，HGU）、建造权（Hak Guna Bangunan，HGB）、使用权（Hak Pakai，HP）等。

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陆续通过法规与行政命令，对土地权属登记、使用期限、转让方式、抵押登记以及外资主体的可适用权利形式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与细化。

同时，国家土地局（Badan Pertanahan Nasional, BPN）作为主管机关，承担土地登记与权属管理职能。随着监管框架的演进，政府相继引入了诸如电子抵押系统（HT-el）、一体化许可平台（OSS）等工具，以推动土地相关行政管理的统一化和程序化。

1.外国企业获取土地使用权主要形式

在印尼，外国企业通常不能直接取得土地所有权，而是通过以下几种法定土地权利或合同安排获得土地使用与开发权利。

• 首先，最常见的是建造权HGB。HGB 允许权利人对土地上的建设物拥有使用和经营权，适用于商业、工业、住宅开发用途。HGB 可授予包括外资公司在内的法人。其初始有效期一般为 30 年，可续展 20 年，续展期满后还可以再申请延长 30 年。
• 其次，是土地使用权HP。HP 赋予使用者利用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但不具备全面建造权。HP 可授予个人或法人，包括在一定条件下的外资实体。HP 的有效期布局类似于 HGB（例如 30 年期、可续展、可再延续）。HP 有时被用于住宅用途或某些特殊用地安排。
• 再者，在农业、种植业、林业等领域，外资可能借助经营权HGU来获得一定的土地开发权。HGU 主要适用于土地用于生产活动（如农作、养殖、种植）等用途，允许持有人经营、管理土地，但像 HGU 一样的权利适用期限亦为数十年（例如 35 年初期、可延展 25 年、再续约 35 年） 。
• 此外，法律上还允许租赁合同（Hak Sewa）这类纯协议形式的土地使用安排，这类权利本质上不属于国家授予的地权范畴，因此并不需要登记为地权类别。租赁协议可在双方协商下确定年限、租金、续租条款等。虽然在法律上租赁本身不属于地权类权利，不需登记为土地权利类别，但在实际交易中仍广泛被采用作为外国投资者临时或长期使用土地的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租赁路径相对灵活，但在确权、抵押、续租优先权、变更用途、地方政策审查等方面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因此在交易结构设计中应予以特别关注。

总之，外国公司若要在印尼使用土地资源，通常需要依赖于 HGB、HP、HGU 等法定地权形式或租赁合同；不同形式对应不同使用期限、续期机制和行政要求。实务操作中，常见是将项目公司（PMA）作为承载实体，通过上述地权获得土地使用或开发权。

2.土地尽职调查

在外资土地交易或租赁过程中，土地尽职调查是风险识别与控制的核心环节。通过对土地权属与法规合规性的审查，可防止交易后出现权属纠纷、行政撤销或经营不能等风险。关键审查维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权属证书与登记状态

核实土地是否已在国家土地局（BPN）登记，并确认现有地权的种类。若土地尚未首次登记，需考虑登记程序、公告期等制度风险。

（2）权利负担与抵押登记

检查土地是否存在抵押或其他负担，以及这些负担是否已在地籍登记簿上披露，通过电子抵押系统可查询抵押登记情况。

（3）交易历史与瑕疵调查

审查过去的买卖协议、土地买卖契约等、转让记录是否齐备、是否存在重复所有权主张、是否曾因行政行为被撤销，或是否有未结诉讼争议。相关交易必须在公证人面前签署，且须在 BPN 办理登记变更。

（4）税务与费用负担

包括未缴土地财产税（PBB）、土地或建筑物转让税（BPHTB）、增值税（VAT）以及卖方可能承担的所得税或奢侈品税等。投资者需确认过去所有税费已结清。

（5）用途、规划与合规性检查

查验土地所在地点是否符合当地空间规划用途，通过BPN、地方政府规划部门获取该地块的空间利用规划信息。若用途与规划不符，可能面临限制、整改或拒批。

（6）环境与污染风险：

审查是否涉及环境影响审批（AMDAL / UKL-UPL）、是否存在土壤污染、水源污染或其他潜在环境负担。当前印尼尚无公开污染地块登记系统，因此需聘请环境专业顾问进行实地评估并在合同中纳入保证与赔偿条款。

（7）地方政策与限制性条款

考虑地方政府可能施加的额外限制（如土地用途限制、保留地比例、本地采购或合作义务、变更审批制度等），在尽职调查阶段应向当地政府机关、土地局、规划局等获取书面解释或意见，以评估政策风险。

通过上述多维度调查，投资者可较为充分识别土地交易中的法律风险，并在交易合同中通过保证条款、瑕疵补救机制、退出机制等方式予以制度化控制。

3.地方政府审批与实际操作流程

虽然土地使用权形式基础在国家层面设定，但在地方层面，不同省、县、工业园区或自治市可能有较大自主权限或补充规定。实务中须注意以下流程与风险点：

（1）地方权属手续与背书

即使获得国家层面许可，地方政府通常要求权利人对土地使用、租赁、变更用途进行背书或备案。在一些工业园区或特定经济区，园区管理单位或地方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审批具有实质控制权。

（2）地方土地租赁 / 使用许可审批

地方政府部门（市/县级土地局、规划局、建设局等）在审批过程中可能根据地块所在辖区的政策设限或要求额外提交资料，如地方发展计划证明、区划图、社会影响评估、地方政府同意函等。此外，地方政府可能对外资项目引入本地合作、土地分割、最低投资额、本地内容比例等附加条件。投资者应早期就与当地政府部门接洽，以确认地方政策对地块审批的约束。

（3）续期 / 变更手续

在 HGB / HP 等权利到期前，须提前 1–2 年（或根据地方规定）向 BPN 提交续期 / 扩展 /续租申请。地方政府可能对续期要求严格审查，包括是否继续使用、是否符合空间规划、是否有税费欠缴、是否违反用途、是否有地方政策限制。续期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延年续期条款完全对等，可能会受新的条件限制或额外费用。

（4）土地闲置 / 弃置风险

若取得土地后超过一定期限未使用或未开发，可能被认定为“弃置土地”，政府有权收回。因此企业必须明确投入与开发时间表、年度使用报告、投资进度条款等，以降低被认定闲置的风险。

（5）登记与权利公示

土地权利应在 BPN 登记备案，以确权并抵御第三人主张。租赁合同虽通常不作为土地权利登记，但若合同涉及长期租赁或有转让条款，建议在适用条件下进行登记或备案，以增强合同效力与法律保障。

4.建厂相关政府许可问题

在印尼设立工厂时，企业不仅需要完成公司设立和土地获取的程序，还必须同步办理建设、环保、税务与海关等一系列合规手续。这些环节虽然在制度上已经纳入风险导向许可体系和数字化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呈现出制度更迭、地方差异与多层次合规要求并存的特点。

在建设许可方面，自《2021年第16号政府条例》实施以来，传统的建筑许可（IMB）已逐步被建筑审批制度（Persetujuan Bangunan Gedung, PBG）所取代，相关申请通过建筑许可管理线上系统SIMBG办理。该制度要求企业在厂房动工前必须获得设计、结构安全、用途与消防等多方面的核准。对于涉及征地或用途变更的项目，地方政府往往还要求先行取得位置许可（Izin Lokasi）。由于部分地区尚在制度过渡期，IMB 与 PBG 可能出现并行或替代使用的情形，因此企业在规划阶段需要仔细核实地方实施细则，以避免程序性延误。

环境许可则以《2009年第32号环境保护与管理法》为核心法律依据，由环境与林业部及地方当局实施。大型或高环境影响项目通常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AMDAL），而中小型项目可通过 UKL-UPL（环境管理与监测措施）或提交环境管理声明（SPPL）履行义务。审批标准取决于行业类别、投资规模与排放强度。近年来，环境审批权部分下放至省级和县市政府，以加快审批进度，但也带来地方标准差异和解释空间。企业在此环节的主要风险在于评估不充分或材料不完整导致审批延误，甚至在运营阶段遭遇环保合规抽查和行政处罚。

税务与海关合规则构成企业日常运营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税务方面，新设公司须在印尼税务总局登记取得纳税人识别号（NPWP），此后需定期申报所得税、增值税及预扣税。对于聘用外籍员工的企业，还需履行相应的代扣代缴义务。海关层面，涉及设备和原材料进口的项目，必须完成进口商登记（API-U 或 API-P），并在进口申报中提交税号、进口申报单（PIB）、商业单据及原产地证明。关税和增值税的计征基于 HS 编码与海关估价，若企业位于保税区或使用临时进口安排，部分物资可享受减免。合规风险主要表现为编码错误、估价争议以及对进口豁免条件理解不足，从而引发关税追缴或行政争议。

整体而言，建设许可、环境许可、税务与海关审批虽在制度上逐步统一并依托数字化平台，但地方执行差异、材料复杂性以及跨部门衔接仍可能对企业投资落地产生不确定性。对此，企业在前期尽职调查和项目规划阶段，应综合评估所需许可类型与法律依据，准备相应材料，并建立风险预案，以确保工厂建设与运营的顺利推进。

三、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的相关案例

(一）成功案例

以青山集团和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实践，展示了在不同产业背景下应对土地、合规、社区关系以及本地化政策的多样化路径。

青山集团作为中苏拉威西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在园区多个镍冶炼及下游加工项目中积极参与投资和建设，其运作模式成为典型的资源型大规模制造业案例。通过进入已开发的工业园区，企业能够直接获得园区整合后的土地使用权、统一供地及配套港口等公共设施支持，从而有效降低单独征地与分散审批所带来的制度性成本。在环境合规方面，由于镍冶炼项目对生态环境具有高影响性，相关企业需严格履行 AMDAL、RKL/RPL 等环评程序，并通过公众参与和社会补偿机制来维持社区稳定，降低潜在的社会异议风险。同时，青山集团及其合作方通过与地方政府、国家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国家土地局（BPN）及环保主管部门建立多方协作机制，协调央地资源，以确保项目审批与配套政策的顺利落实。该案例表明，工业园区模式不仅能够降低合规成本，还能借助园区提供的统一化服务提升项目的可预期性，而在环境与社区治理方面的前期投入则是保障项目长期稳定运营的必要条件。

华为在印尼的投资则集中于信息通信技术（ICT）与产业数字化领域。该企业通过在印尼设立研发与创新中心、智能仓储及 AI 培训中心，逐步推进“先服务 / 技术合作—再逐步拓展产业链”的分阶段发展路径，以此降低一次性资本投入和集中合规的风险。在本地化要求方面，华为在印尼已参与若干与本地供应商、本地中小企业的合作项目，并在人才培训、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及 ICT 服务／端到端系统落地方面与政府建立了伙伴关系。在实践中，其与当地政府及教育机构合作推动 ICT 人才培养计划，并在物流、制造等行业导入智能化改造试点，从而在不涉及大规模制造投资的前提下，提前获得地方政府的合作资源和政策支持。该案例表明，ICT 产业的外资企业可通过分阶段投资、数字化赋能及本地伙伴合作，灵活应对政策合规要求，并在逐步扩大生产能力的过程中形成与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这两类案例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的两种不同策略：一是依托工业园区的土地和配套优势，以高成本合规换取项目的长期稳定性；二是通过分阶段投资与本地化合作路径，在政策约束和产业升级背景下实现柔性落地。二者均说明，在印尼投资设厂，成功不仅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更取决于对土地制度、环境合规、本地化政策以及央地协调机制的深入理解与灵活运用。

（二）失败案例

1.环保合规缺失导致项目撤资

某中资项目在印尼拟投资大型制造/冶炼厂（或扩产项目），在土地与工程设计基本确定后，因急于进入施工阶段而迟延或简化环境影响评估（AMDAL）程序，未能按印尼《环境保护与管理法》及地方实施细则的要求完成：未充分开展公众参与、未提交完整的 ANDAL（AMDAL 报告主体）与 RKL/RPL（管理与监测计划），或聘请的咨询单位资质不符合要求。审批阶段地方环保主管机关因此退回材料并要求补正；同时，当地社区、环保组织在公开咨询阶段或之后提起行政异议与媒体曝光，最后导致审批长期处于待决状态、施工许可证被延期或被发起行政诉讼，投资方最终决定撤资或项目严重延误。

2.土地权属不清或登记缺陷导致长期诉讼与停工

某制造企业在项目初期选择了私人出售或长期租赁的一块地块，签订了租赁或买卖协议并支付订金或部分款项后，项目快速启动后被第三方或地方村民主张习惯法权利，发现原登记存在抵押、查封或未被有效放弃的家庭继承纠纷。进一步调查发现，BPN土地登记信息与事实占用存在差异，或土地原属国家林地或保护区，未办理必要的转换或变更手续。结果，地方法院受理多个权属、征地或返还请求，工程被迫中止，项目投资被严重削弱，企业承担赎回、补偿、诉讼费用及声誉损失。

四、总结和建议

在印尼投资建厂对中资企业而言，既是拓展东南亚市场的战略机遇，也是面临复杂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的挑战。为了确保投资项目合法合规、稳步推进，以下是基于最新法律法规和实务经验的详细建议：

（一）全面了解法律法规

在印尼投资建厂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遇，但同时也面临复杂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中资企业在进入印尼市场前，应聘请具有本地执业资质的专业法律顾问，对印尼的投资法规、外商投资公司（PMA）设立要求、土地使用政策以及环境保护法规进行全面解读和分析，以确保项目从筹备到运营全程合法合规，避免因法律理解偏差带来的潜在风险。

（二）加强本地化合作

在实际操作中，加强本地化合作是成功的关键。与印尼当地企业或政府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还能在土地审批、生产许可证办理以及政策变动时获得支持和信息。通过与信誉良好、资源丰富的本地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项目，中资企业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和商业风险，提高投资项目的可操作性和成功率。

（三）注重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在投资建厂过程中同样不可或缺。无论是土地获取、合作伙伴选择还是环境影响评估（AMDAL）的审批，都需要进行详尽的调查和风险评估。企业必须核实土地权属和土地使用权合法性，审查合作方的经营背景、信用记录和法律纠纷情况，并确保环境评估和审批符合印尼环保法规的要求。这些步骤能够帮助企业提前发现潜在法律和商业风险，从而避免未来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纠纷和行政处罚。

（四）关注劳工和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还需高度关注劳工法规和社会责任。企业应严格遵守印尼劳动法，优先雇佣本地员工，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障，以保障员工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当地社区建设和公益活动，不仅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能增强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认可度，为长期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总之，印尼市场充满机遇，也伴随多方面挑战。中资企业在投资建厂时，需要从法律合规、政策研判、本地化合作、尽职调查以及社会责任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借鉴成功案例的经验，吸取失败案例的教训，能够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稳步推进，实现投资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原标题：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法律要点和案例分析 | 德恒研究）

来源：印象尼海律行

作者：

• 贾辉，德恒北京办公室合伙人 ，德恒老挝分所主任；执业领域：跨境投资并购、保险；联系方式：jiahui@dehenglaw.com
• 杨扬，德恒印尼办公室合伙人；执业领域：国际投融资、国际贸易、企业合规、跨境争议解决等民商事领域；联系方式：dg_yangyang@dehenglaw.com
• 邓佩芸，德恒印尼办公室律师；执业领域：跨境投资并购、企业合规、争议解决等民商事法律服务；联系方式：dengpy@de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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