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快域外送达流程

“送达难、送达慢”的问题长期困扰涉外商事案件的起诉一方及法院，本次民诉修改对于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多种工具。

首先，新民诉法吸收之前司法经验，增加多种替代送达方式，尽可能避免漫长的条约或外交送达。包括：

根据《涉外送达规定》第十一条，新民诉法规定的上述十种送达方式（公告送达除外）可以同时进行，并应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6]

其次，缩短公告送达期限。涉外公告送达期限从三个月缩短到60日以加快送达流程。我们注意到，草案曾规定公告送达可以与上述十种送达方式同时进行，目的应当是节约时间，但正式稿未采纳，理由是部分法院反馈多途径同时送达导致难以准确界定送达时点[7]，会引起诉讼期间何时起算的争议。

新民诉法增设域外调查取证条款，在原有的条约、互惠原则基础上，增加以下方式：

上述新增方式使用的前提是证据、证人所在国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

在我国，通过条约进行域外取证的做法非常少见。根据司法部统计的2022年司法协助案件数据，截至2022年12月底，司法协助交流中心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以及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向国外发出送达文书请求814件，判决承认与执行请求6件，域外协助取证请求0件。这次修改增加了域外取证的方式，显著降低了域外取证的难度和时间成本，将有助于提高我国法院在涉外案件中查明域外事实的力度，也为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域外证据提供了便利。

这次修法对加快送达提供了许多有效工具，但实现效果依赖当事人和法院的互相配合。比如：

（1）原告可以在起诉时将境外被告在中国的独资企业地址主动提供给法院作为送达地址；

（2）如果境外被告是自然人，可以在起诉时先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国企业列为共同被告，在完成送达和应诉后视情况撤回对企业的诉请；

（3）事先在合同中约定灵活送达方式，如通过电子邮件、社交软件、即时通讯软件、专人或当地律师递送等方式。

从条文本身看不出是否区分直接或间接持股，我们认为法院不会对此进行区分。理由是，根据最高院《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的观点，《纪要》第12条规定WFOE可以转交送达的原因是，境外股东与境内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密切联系，可以推定境外股东与境内公司具有频繁而顺畅的日常联系，并可以在这种日常联系中及时获悉送达情况。我们认为民诉法增加这种送达方式系基于相同原因，由于直接持股的WFOE和间接持股的WFOE在与境外股东保持联系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因此法院可能并不会将范围限定在直接持股的WFOE。新法生效后，外商独资企业应特别注意加强邮件管理，避免境外股东错过有关诉讼期限。

简单而言，《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原来需要公证、认证的文件和证据，改为需要公证和出具附加证明书，文书准备的时间将比以往缩短。如需了解《公约》对涉外诉讼的影响，请阅读金杜研究院发表的《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简介》。